鄭永年：去年股市已犧牲一批中產 這次房地產搞不好又會犧牲一大批

　　編者按：中共高層智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博鰲論壇上接受了鳳凰的采訪。他認為，中國的房地產過剩形成于2008年以后的四萬億，行政干預的方式產生的過剩，如果再用行政干預去庫存，就會導致很多的負面效果，去年的股票市場已經使中國的中產階級犧牲了一大批，如果這次房地產市場搞不好，家居行業升級轉型 ，又會犧牲一大批中產階級。以下為采訪摘要。

　　實際上中國的房地產過剩于2008年以后，2008年以后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其他國家可能需要50年做完的事情，中國兩三年就做完了，這還是一種行政干預的方式。2008年以后四萬億，行政干預的方式產生的過剩。我們現在如果再次用行政干預的方式去庫存，就會導致很多的負面效果。所以我們覺得還是要善用市場機制，而不是說通過這次強制或者什么行為，地方政府也好，這種行政的方式解決問題，那個出路不是很好。

　　現在大家說去產能，去庫存，還有一個去杠桿，我是覺得中國杠桿是太高，房地產市場當然對中國非常重要，房地產解決不好，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所以我是覺得如何化解房地產庫存和產能過剩，我是覺得這個還是要好好考慮。最近一線城市房地產飆漲，絕對不是一個好現象，非常不正常，去年的股票市場已經使中國的中產階級犧牲了一大批，如果這次房地產市場搞不好，又會犧牲一大批中產階級。因為地方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動力推動房地產，但是房地產實際已經過剩了，尤其一線城市，因為房地產很簡單，寶億萊家居飾品加盟<寶億萊整體家居軟裝生活館，如果一線城市無限可以擴張，房地產價格可以上去，問題是中國的一線城市已經是巨大超巨大的城市，已經過大了，要限制。中國現在房地產的目標不應當是，絕對不應當是一線城市，而應該是二線、三線城市。

　　我覺得房地產現在還沒有一個總體規劃，我最近在研究中國房地產實際上從放開農村的不說，中國的城市居民完全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市場，我總覺得真正我們要進行一個大的社會改革應該從房地產開始，真正做居者有其屋，一旦做到居者有其屋，我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穩定就會加大，今天講年輕人為什么激進化，跟年輕人對資金的期望有關，如果房地產做好了，那中國政治穩定幾十年毫無問題了，我們可以像新加坡學習，而且現在的客觀條件已經是房地產過量，怎么樣通過政府的干預，把房地產壓到一定程度的話，甚至政府可以回購回來，創造市場買賣，政府控制價格賣給年輕人，包括剛剛創業的年輕人，幫助窮人。

　　我本身也是農村出來的，上大學之前一直當農民，現在農村的問題就是思想不夠解放，就是一個土地的問題，我寫過中國的三個群體，城市居民、農民工、農民，這三個群體的核心問題都是土地的問題，農村現在就是說為什么不發展，與現在的政策有關系，我覺得上一屆政策，溫家寶總理廢了農業稅，是一個很大的功勞，但是農村怎么可持續發展呢?我們現在就是說即使像OECD這樣的發達國家水平，如果城鎮化達到70%的水平，中國農村人口還是很大一大批，整體軟裝寶億萊家居飾品，我們根本變不了美國、變不了歐洲這樣的方式。

　　現在的問題什么呢?農民土地不能流轉，尤其宅基地，宅基地不能流轉，農民基本上單向的流動，勞動力、有知識的人都流走了，去了城市了，搬到城市了，即使沒有戶口也住在城里。那么有錢的人走了，但是呢，社會的資本又進入不到農村，現在農民唯一的依靠所謂就是一個政府的補助，寶億萊家居飾品，但是政府的政策對農民所帶來的利益是極其有限的，現在農業稅已經廢掉了，下面能做什么?所以我是覺得現在應當更解放一下思想，就是說至少讓宅基地給流動起來，允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如果社會資本進入不了農村，還是靠政府的一點資助的話，中國農村的衰敗是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現在宅基地的流轉已經說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做起來為什么還是困難?因為我們很清楚，如果第一代農民工出身在農村，他可能會回到農村，但是對于第二代，現在第三代農民工都成長起來了，他們都出身在城市，對農村一點感覺都沒有，你叫他們回去也是回不去，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流向，所謂的城市化，光是農村，什么資本、人才、勞動力，都是從農村流向城市，這個農村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要改變這個，就必須允許城市的資本、社會的資本流向農村，這是雙向的流動，農村才有希望。現在如果光是一個單向的流動，農村以后問題會越來越多。

　　我最近對中國的經濟比較樂觀，我最近跑了很多省份，現在中國經濟條件比發展中國家要好，甚至比很多發達國家也好，因為你去看中國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工業化，中國已經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現在的基礎設施的話，不僅比發展國家好，甚至比發達國家還好，像高鐵、航空各個方面，博鰲現在這個機場，還有中國一些大規模的教育，中國的人力資源都是很好的，中國經濟方面不是很擔心。就是怎么樣把這個經濟潛力轉化成為實際的經濟增長，這就是要回到我剛才說的，我們不是潛力少，整體軟裝寶億萊家居飾品，而是需要有經濟體把這些潛力轉化成實際的經濟增長，所以我就說為什么要，實際上無論習近平也好，李克強總理也好，他們一直提行政權下放，審批權下放，這些方面我覺得中國還可以做得更徹底一些，更快一點。